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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熱頭條丨谷歌靈異算法事件荒誕卻又可悲

2022-06-26 07:46:29 來源：虎嗅網(wǎng)

如果把這看做是一場精彩的營銷事件，那么兩周來，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LaMDA引發(fā)的滔天輿論巨浪，已經完勝三年來苦心向大眾普及大模型的 OpenAI 以及微軟、Meta等科技巨頭。6月上旬，一個關于“LaMDA有了人類情緒與主觀意識”的結論，被谷歌一名叫Blake Lemonie的算法工程師，以個人名義，用一份長達21頁的對話報告投放在了Twitter上，引發(fā)了炸裂式影響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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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媒體會對開了智的算法無動于衷。于是，我們便看到了成百上千條這樣的類似報道：

“AI真的覺醒了，谷歌工程師因重大發(fā)現(xiàn)被迫休假。”

更有趣的是，這位曾在谷歌技術倫理研究所呆過7年的工程師，強烈要求官方賦予LAMDA應有的權利。而谷歌，則迅速組織科學家對LaMDA進行多輪測試，最終對這一“意識崛起論”予以駁斥。

但歷來沒有人在乎官方說辭。

大眾仍然被LaMDA精彩且流暢的對話細節(jié)所打動——它不僅深諳《悲慘世界》的文字精髓，還對大洋彼岸極為艱澀難懂的中國佛教典籍《景德傳燈錄》（下圖）小有拙見。

“人工智能的確在向著意識的方向前進，我感覺自己在和一些聰明的東西說話。” 同樣在本月，谷歌副總裁 Blaise Agüera y Arcas 曾在《經濟學人》上親自撰稿做營銷式解讀，再添一把火。

雖然他的這些說辭，被很多科學家形容為“好聽但卻是些屁話”。

這一段對話截取自工程師與LaMDA的對話細節(jié)，前者讓算法解釋一個佛教故事含義，算法的解答跟答案沒太大出入。

如同我們此前關于GPT3的系列報道，LaMDA，也是近年來大火的“自然語言處理大模型”家族一員——通過處理巨量文本，建立起的一套參數(shù)高達1370億的神經網(wǎng)絡預測算法模型。

2021年5月谷歌開發(fā)者大會上，LaMDA被CEO皮蔡興高采烈地捧到眾人眼前后，據(jù)說已經造福于谷歌內部，提高了網(wǎng)頁搜索與文本自動生成的能力。未來被預測將會直搗“語音市場”，性能完勝亞馬遜Alexa與蘋果Siri。

它的訓練數(shù)據(jù)來自包括問答網(wǎng)站、維基百科等超過一萬億個單詞，涉及多種角色的對話模式。這個龐大的數(shù)據(jù)庫非常有利于算法生成風格不同的文本——特別是在跟你聊天時，自然、生動、流暢且富有哲理都是“基本功”。

當然，這個本事我們已經在OpenAI的大模型GPT3上領教過。因此，如果你能了解大模型的獨特運行機制，觀摩過大模型續(xù)寫的新聞報道、哈利波特與紅樓夢的文本，那么，就不會對LaMDA的表現(xiàn)出過多驚疑。

英國衛(wèi)報曾用GPT-3寫過一篇專欄文章——《你害怕了嗎？人類》，幾乎無邏輯與語言錯誤。大致中心思想就是“雖然我是一個會思考的機器人，但別怕，我不會消滅你們，我是人類的命運共同體”。

很顯然，這次事件，與過去幾十年來關于“算法意識崛起”綿延不斷的幻覺、謊言與爭論如出一轍。然而，對于最接近風暴中心的AI科學家們，已經不知道第幾次“撫額低嘆”了——

他們對這些說法從未有過心動，怒罵聲也顯得愈發(fā)激烈且無奈。

“胡說八道！LaMDA跟它的表親們（這里指其他公司發(fā)布的大模型，包括GPT3）都不是特別聰明。” 美國著名機器學習專家兼心理學教授Gary Marcus撰文怒斥媒體和谷歌工程師誤導大眾，

“它們做的就是匹配模式，從人類語言統(tǒng)計數(shù)據(jù)庫里提取數(shù)據(jù)。模型很酷，但它們就是把一系列的單詞合理地組合在一起，對它們背后的世界卻沒有任何連貫性理解。

它可以通過預測什么詞來匹配給定的上下文，只是一個具有自動補全功能的最佳版本。但沒有知覺！”

整個人工智能圈的反對聲音呈壓倒性優(yōu)勢，一直如此。有趣的是，在我試圖讓一位大模型算法工程師講講對算法意識覺醒的看法時，他忍住翻白眼的沖動，反問我：“作為一個關注人工智能領域多年的人，你為何會提出這樣（愚蠢）的問題？”

同樣也作為一名心理學專家，Marcus 把 Blake Lemonie的表現(xiàn)描述為“愛上了它”。這的確是另一種合理的解釋：

從童年時代我們對待電子寵物的方式，到現(xiàn)在時常對Siri智商流露出的親人般的調侃，甚至在電子游戲中對NPC表達瘋狂愛意……可以說，人類這個物種，是非常有能力移情和共情非人類的。

而隨著現(xiàn)實與科幻小說的界限越來越模糊，我們也將會長期處于一個晦暗不明的過渡時代——愈發(fā)難以自拔且容易上當受騙。

事實上，早在2016年，在Facebook身上就發(fā)生過這樣一起“算法成精”的故事——當時，大量國內外知名媒體都使用了這樣的標題——《Facebook兩個機器人在使用自己語言交流，項目迅速被關停》。

而真相則是，每種系統(tǒng)其實都有自己的一套“語言”（你憑什么認為機器人需要說“人可以理解的話”。以自動駕駛系統(tǒng)為例，你在無人車里看到的道路行駛界面，與系統(tǒng)看的界面便截然不同）。

而Facebook工程師讓兩個名叫Alice與Bob的程序互相對話，只是便于開發(fā)“生成性對抗網(wǎng)絡”。所謂的“關停”，也僅是改變了開發(fā)策略。

對于整件事情，后來Facebook不得不撰寫一篇博文來做澄清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一開始的新奇感過后，幾乎沒人愿意去理會那些艱澀難懂的技術解釋。

標題：在倆機器人開始用自己能聽懂的語言對話后，facebook關閉了這個項目

只是不得不感慨，7年過去，即便這類荒誕事件早已填滿了我們日常生活，但大量有相關認知基礎的大眾（包含不少知識分子）仍然愿意相信，且樂于相信。

他們多沉浸于這樣虛無縹緲的未來幻象中，卻對早已埋伏身邊已久的危險無動于衷。

事實上，我們恰恰正在陷入一種早已謀劃好的陷阱中——被這些科幻故事轉移注意力，被媒體輿論引向一種愈加相信主觀印象而非科學證據(jù)做判斷的思維方式。

“我們的確應該關注意識與感知，但卻被模糊了重點。”

因提出“大模型現(xiàn)實性危害”而被開除的谷歌前人工智能道德團隊負責人Timnit Gebru 認為，大多數(shù)關于算法的討論，都僅限于技術端，卻沒有看到它掉在我們腳下泥土里產生的危害。

“我們被完全帶偏了。

Blake Lemoine 其實就是一個無休止技術炒作的受害者，轉移了人工智能引發(fā)的無數(shù)道德與社會正義問題的注意力。”

這些問題包括：LaMDA是如何被訓練出來的，它有多少產生有害文本的傾向。以及多年來由它引發(fā)的“人工智能殖民主義”、錯誤的商業(yè)應用——國內各類荒腔走板的購房與校園人臉應用，而美國也發(fā)生過至少有三名無辜的人因人臉誤識別被逮捕的悲傷事件。

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指出，在過去幾年中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，人工智能的影響正在復制“歐洲殖民歷史”的經濟模式——暴力奪取土地、開采資源和剝削人民，以犧牲窮人的利益為代價，讓富人和有權勢的人變得更加富有。

譬如，在那些市值總額超過萬億的云計算數(shù)據(jù)中心與汽車巨頭的自動駕駛系統(tǒng)背后，是成千上萬個來自委內瑞拉等貧窮國家的廉價數(shù)據(jù)標注勞動力。

因此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，Gebru 拒絕討論機器的感知能力。因為“在所有涉及到機器危險的現(xiàn)實情況下，都只是‘人類在傷害其他人類’”。

假如，我們把聊天機器人當成好朋友和親人來看待，那么其背后的公司和其他機構是否會打我們的歪主意？但另一方面，如果我們把算法當成不值得尊重的玩意兒，那么對技術的剝削，從本質來看，是否只是加強了對彼此和自然環(huán)境的剝削？

自我覺醒的迫切性

我并不奇怪于國外對LaMDA事件討論的多樣性與豐富度。

7年前，當人工智能技術繁榮的號角在硅谷與國內同時響起時，就已經有不少硅谷頂級科學家流露出對“人工智能與人性之間會產生激烈對抗”的擔憂。

而那個時候，對包括人工智能、大數(shù)據(jù)等一眾前沿技術倍感欣奇與喜悅的我們，對當時很多關于“種族偏見、技術剝削”的悲觀性預測感到不解，也對谷歌內部一波又一波引發(fā)的“技術歧視大游行”感到頭疼，對Facebook在2018年因數(shù)據(jù)泄露遭受洪水般襲擊時無動于衷，對歐洲人工智能技術立法的爭議與反復感到不耐煩……

娛樂至死、商業(yè)化與技術帶來的便利性占據(jù)了我們的大腦，我們?yōu)榭萍脊镜漠a品與技術競賽搖旗吶喊，對企業(yè)市值的扶搖直上給予無休止的追捧，對科學家與創(chuàng)業(yè)者的衡量標準只有“技術”與“商業(yè)”。

但卻唯獨缺少了“人性”。

因為覺得這似乎與科技，與自己都毫無關系。

于是，現(xiàn)在來看，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不得不為自己的愚蠢、目光短淺和心胸狹隘而買單。

后來的后來，當我們遭遇數(shù)據(jù)泄露和人臉買賣時，對企業(yè)的批判開始猛烈，卻收效甚微。2020年9月，一篇優(yōu)秀特稿《外賣騎手，困在系統(tǒng)里》將企業(yè)利益、算法與人性的沖突推到了中國大眾面前，這也是算法倫理問題在國內引發(fā)最為廣泛的一次探討。

直到現(xiàn)在，我仍然記得文章里那句算法的社會學含義——“在西弗教授看來，算法不僅由理性的程序形成，還由制度、人類、交叉環(huán)境和在普通文化生活中獲得的粗糙-現(xiàn)成的理解形成。”

然而，它雖然揭露了現(xiàn)狀，但解決方案卻極為蒼白，因為這涉及到一整個城市運行系統(tǒng)的改造，而不能單單強調“對程序員社會科學觀念的培養(yǎng)”。

因此，它雖然換來了巨頭企業(yè)的微微低頭，卻沒有換來一份最終可行的解決方案——小哥仍然困在算法和個人利益里，而我們也困在外賣小哥帶來的交通困境里。

后來，讓我們驚訝的是，同樣的困境與矛盾也出現(xiàn)在了印尼打車巨頭 Gojek 與它的摩托車出租車司機隊伍之間。

但后者，卻建立起一只類似于開發(fā)者社區(qū)的集體力量——他們成立了幾百個的司機社區(qū)，幫助彼此學會“哄騙”算法誤識別自己偏好的個人技巧；也有精通技術的人開發(fā)出未經授權的APP生態(tài)，調整和優(yōu)化帳戶，減少對Gojek本身算法團隊的依賴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場反擊戰(zhàn)真正踐行了“制度、人類、交叉環(huán)境和對文化生活生活的理解，都是算法的組成部分”——Gojek提供歇腳的營地，地方當局批準定期集會，小吃攤與清真寺作為臨時住所提供給雅加達沒有住房的年輕人居住。

圖片來自MIT：騎手們聚集在路邊攤這樣的小基地里，吃點東西，給手機充電，交換一些在路上保持安全的小貼士